3月28日，特朗普簽署新的行政命令取消奧巴馬時期推出的《清潔能源計劃》和《氣候行動方案》。《清潔能源計劃》規劃2030年美國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標準基礎上再減少30%，并將重心轉向發展可再生能源。《氣候行動方案》則嚴格限制發電廠的碳排放量，降低聯邦政府的碳排放污染及加強對可再生能源研發投資等。上述消息傳播到國內，引發關于清潔能源及我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是否正確的討論。上述討論與解讀一方面曲解了美國能源政策的實質，另一方面也表明國內有關人士在能源政策上缺乏戰略定力的客觀事實。
中國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是從能源的供給方尋找突破，通過優化傳統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或新能源的比例配置，達到新的能源供需模式。根據《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中公布的數據，預計到2020年和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分別為15%和20%；到2020年，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達到2.8億噸標準煤；全部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6.8億千瓦，發電量1.9萬億千瓦時，占全部發電量的27%。因此，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趨勢就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或新能源的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
中美“可再生能源”處于不同發展階段
首先，美國“可再生能源”在其能源結構中整體占比較高，而中國“可再生能源”尚處于起步階段。
美國“可持續能源商業委員會”（BCSE）曾在《美國可持續能源》雜志上發表報告稱，自2008年以來，美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增加3倍。截止2016年底，美國境內由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及地熱等可再生資源構成的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達創紀錄的141千兆瓦。與此同時，美國傳統能源占比不斷降低。2016年底，煤炭能源占比已從原先的50%下降到30%。
2015年，中國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為4.36億噸標準煤，僅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10.1%。2016年一季度，中國火電裝機容量高達10億千瓦。截止2016年底，火電在整個電力供應中的占比依然高達60%，這與美國煤炭30%的占比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中國的能源結構與美國存在明顯差異，可再生能源尚存較大發展空間。
其次，美國“可再生能源”正面臨來自傳統能源行業的強大抵制，中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剛剛起步，尚未形成競爭機制。
奧巴馬時期推出的清潔能源政策旨在未來15年內減少近三分之一的溫室氣體排放，其激進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州的不滿，尤其是傳統能源經營者的反對。他們認為奧巴馬在能源政策制定上有越權的嫌疑。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電力改革后，美國將傳統上由國家監管的發電、輸配電等公用事業公司拆分為供電商、輸電商及售電商等相對獨立的企業，政府職能也從統一監管轉變為分別監管。各州在能源政策上差異化較大，管制與非管制的雙軌道并行，政府很難做到強制統一。
中國傳統能源的所有權屬性與美國的不同，多數屬于國有或國有控股，行政法令和市場競爭規律共同作用管理。中國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剛剛起步，譬如電力改革也尚未形成市場化競爭機制。
特朗普取消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或是出于無奈
因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團，美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步伐嚴重受制于傳統能源。此外，美國在可再生能源發展上后勁乏力，政府不愿過多的承擔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政負擔。如果特朗普繼續延續奧巴馬時期的能源政策，美國政府就需要承擔更多的財政補貼負擔。為激勵可再生能源發展，美國曾以補貼、貸款優惠、退款及稅收抵免等金融政策予以激勵。2015年7月，美國曾在部分州實行了強制性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制，并在市場中給予了可再生能源諸多方便，這令傳統能源的發展受到壓制。因此，可再生能源市場的繁榮與政府的財政支持密不可分，實際上增加了政府開支。
中國是否因此獲得更多國際戰略空間？
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是否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國際主導權？中國是否會因此贏得更多國際戰略空間？這一問題仍需理性觀察分析。
首先，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有其內在必然性。
根據今年1月美國能源部公布的官方數據，煤礦開采等傳統能源行業為美國創造了不超過7.5萬個就業崗位，而可再生能源行業（包括風能、太陽能和生物燃料）目前在美國雇用的人數已達到65萬，是前者的8倍。這一看似有力的數據，實則忽略了傳統能源對就業的帶動作用。美國傳統能源的自動化程度較高，在一定的考核條件下，其就業帶動作用強于可再生能源。此外，傳統能源的發展經過數百年演變，已然成為一種經濟生態。盡管這一生態面臨逐漸惡化的風險，但依然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對人類最為有效、存在即合理的能源利用模式。即使可再生能源在短暫的時期獲得迅猛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造成能源體系比重失衡。傳統能源基于其強大的生存需要，要求調整失衡能源結構的呼聲在所難免。
其次，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時期能源政策令中國機遇與挑戰并存。
特朗普撤銷奧巴馬時期的能源政策，中國或將因此在國際可再生能源市場上獲得更多戰略空間。中國應該抓住這一機會，以更自信的方式，參與到能源的全球化競爭及輸出當中。但中國也可能因此面臨美國抵制可再生能源進口的風險挑戰。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與奧巴馬政府能源政策明顯不同：特朗普著眼于解決美國能源發展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以更保守更穩妥的方式發展各類能源。與奧馬巴政府時期積極主動的能源貿易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或將構筑更加保守的、升級版的能源貿易壁壘，對中國可再生能源的對外輸出帶來風險和挑戰。
綜合來看，美國能源政策變化對中國的能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大啟示：打造合理的能源供給生態體系勢在必行。例如，中國的電力改革意在打造市場化競爭機制，但不徹底的市場化競爭又有可能引發新舊能源勢力的對抗，也可能加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就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激勵及扶持政策而言，政府應當是扶上馬，走一程，送一程。若想令可再生能源獲得長足發展，政府不但要勇于“撒手”，還需拿出智慧平衡新舊能源利益集團間的利害關系，令其厘清各自應承擔的能源供給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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