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賀銓院士：TD不會拖累運營商 政府適當買單（下）(圖)
2006/3/9 2:39:26
南京銀線科技有限公司 供稿
運營商是沒錢嗎，不是，是不知道做什么？沒有創新的動力。
政府不用干涉，讓我們獨立選擇，技術中立，這像外國人說得話，自然，做為一個上市公司，需要考慮市場，效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讓你支持創新的技術，并不是讓你去虧損，而是考慮長遠的效益。中國的運營商能夠發展這么快，能用比國外少的投資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其中得益于國產設備的崛起，使國外設備下降了，用原來買一線設備的成本買了十線。我們要看到，應用部門支持創新，不是政府故意塞一個爛蘋果給你，首先要端正一種認識：一是要看到責任。二是通過運營和制造部門的努力，是雙贏的，而不要認為只是盡義務。不僅僅是運營商，有很多，掌握應用權力的部門，把自己置于創新之外。
我們在說國產設備不好的時候，是否也要站在愛護的角度發現它的不足，提出更好的要求，技術上幫它找問題，幫助它改進，這比國家投多少錢更重要。
TD只有7%的專利。TD和另外兩種標準的區別是在接入這方面，包括網絡，包括終端，可能只有7%，在無線接口方面，我們是第一的，運營商不是不懂，而是不想用。你有100個專利，人家不用，等于0，關鍵是有繞不過去的專利，如果一個都沒有，拿什么去和人談，沒有籌碼。韓國的LG說，高通要和它收終端銷售額的20%。中國還需要這樣做嗎？運營商是不需要付專利費的，所以運營商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說一些簡單的風涼話，制造商付出的專利費，最后都會攤到用戶的頭上，難道運營商就沒有一點責任了嗎？一些國有企業尤其是負有壟斷市場責任的企業在這方面尤其負有責任。這個企業國家交給你管，不是你的，只有你關心企業的效益嗎？
70%都留到運營商那里了，30%分給外資了，這是國有資產流失。
有些很困難，沒有錢去協調，去扶持創新。企業拿到錢以后，不說是國家給的支持。
大唐的市場化能力較弱？很多運營商不買帳。
國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TD不是大唐一家在做，市場化的程度不好，可以從合同上去要求，去完善，如果大唐沒有這個市場，它能變好嗎。其實，關鍵不是在這，如果TD出身在國外，運營商早就沒意見了。GSM是先入為主的，固網交換機起來，是因為那時運營商的采購權沒有上收，包括縣局都可以采購，縣局覺得沒多少錢，就買他吧。給我們從農村進入包圍城市的一個機會。后來，移動通信后來怎么不行？這種局面已經變了，采購逐漸集中了，國產設備已經進不來。3G如果不用國產設備，也沒機會了。
國家抓創新，這么重視TD，不是說國家這么重視大唐，而是因為這是我們創新過程中一個難得的亮點，而且一開始就是國際標準，燕不是國內要搞一個封閉的東西。而且基本上成為TDD唯一的一個國際標準，TD——CDMA基本上就不提了，TDD是移動通信必須要使用的一個模式。
因此，國家支持TD成為主角，而且現在上3G正好是一個機會，國家支持其他項目，都沒有TD有這么好的環境，這么大的市場，在優勢領域，在市場規模大的領域，必須堅持以我為主，集成創新。3G就是這么一個領域，為什么不能以我為主？
從技術角度而言，TD作為補充不是不可以，但現在談TD作為補充是另外一種心態。是為了作個樣子給國家看，還是成心去支持國產設備。
固定網運營商說現在的經營狀況并不是很好，上了TD會拖累了他們。會加劇現有電信市場格局的不平衡性。
第一，現在沒有說TD只給固定網運營商，不給移動運營商，二是認為TD就是一個爛蘋果，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認為WCDMA就是一個香餑餑。給了我就能把業績帶起來，這是先入為主。拿到WCDMA就一定能有好的業績嗎？當然，如果上了TD，可能投資者不是很理解，這是情有可原的，他們認為TD不保險，WCDMA更成熟。股票是有反應的，會變的。短時間掉下去，還會起來的，還要看業務怎么樣。為了減輕運營商的擔心，國家在中長期規劃中也規定了一些首購的政策，首購風險的分擔，一定意義上，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在TD試用期，在稅收上給予優惠，在一定意義上，政府買單，減輕運營商的憂慮。在最難的時候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美國集成電路剛出來時，也沒有人用，后來政府100%采購，讓它度過了生產的最難的一段時期。
要承認TD比別人有差距，但不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很糟的東西，需要一個培育的過程，這個培育過程沒有運營商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早產兒大家都會很呵護，何況TD不是早產兒，只是沒有洋娃娃那么好看。
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買了國外設備，出了問題，運營商沒有責任，買了國產設備，出了問題就有問題。在這點上，國資委要發揮他所管的這些企業發揮在自主創新方面的龍頭作用。
配套只是有其自己創新的投入，沒有其使用國產設備的使用的投入。我曾經想過，把運營商和制造商換個位置。
8%的增長不是運營商唯一的目標，我們都在提科學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不能只看銷售收入。
這些配套政策和起草時大大往后退了。很多政府部門有意見。
一個廳長說，我現在抓科技覺得真難，要讓我來選，不抓科技，抓修馬路，建廣場。
863通信主題專家組組長。做總結發言。我們做3G，集中了三代的專家，老的李進良、李世鶴，陳衛、徐廣涵。張平，尤肖虎、王京。
最初醞釀是在研究院，1995年做SCDMA，1997年，ITU叫未來公共陸地移動通信網，當時沒有用3G，也沒有用IMT2000這個詞。
當時在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前一階段主要是研討，863來組織，后來，由科技委來組織。
當時熊秉群當院長。鄔賀銓當總工。
當時徐廣涵比較積極，當時有些拿不準。郵電部和863主題決定開一個會研討一下。一開始什么想法都有，后來比較集中在TD-SCDMA上。嚴格講，應該是TDS-CDMA因為是在SCDMA的基礎上搞的，所以在前面加上了TD。那時還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東西。但是基本思路已經有了，認為TDD的模式是基本可以的，只不過當時有一個想法，智能天線能否寫在標準里？它只是一種技術。
智能天線能解決什么問題？無線通信和有線不同，發射時并不知道接收端在哪，因此發射時是比較廣泛的，也就意味著，你這個終端接收到信號的時候，別的終端也能收到，這就是一種干擾。反過來，你也能收到別人的無用的信號。另外，無線傳輸時，并不是簡單地走直線，遇到反射就會拐彎，避免不了多徑，多徑比較長，有的來得早，有的來得晚，互相之間就是干擾，這是無線通信很難避免的。用智能天線，發射時知道接收端在哪，憑什么知道呢，憑一個天線很難定位方位，但如果有幾根天線，天線的位置有一些差別，根據不同的天線收到的差別，一定位，就捕捉到了終端的位置，我就直接對著你發射，這樣，功率大大減少，別人不會受到干擾，另外，我既然知道你在哪里，就知道有多少徑，不同徑是不同延時，我把延時補償回來了，多徑的干擾就變成了同向疊加，干擾就大大抵消，由于這點，解決了抗干擾的能力，能在比較窄的頻譜里，不是太高的性M比，能支持多用戶。
能支持用戶越多，單位成本就低，就越有競爭力，頻譜利用率就高。
它是有先進性的，要想辦法把先進性發揮出來。
863那時喜歡在香山開會，叫頭腦風暴。
不僅僅是提出標準的單位，西門子當時在歐洲提TDD的標準，雖然列上了，但處于一種劣勢，所以一看，有人提TDD，很高興做仿真。只不過沒有用同步而已，西門子雖然自己提TDD，但一看TD——SCDMA比他好，就轉到這邊來了。
李默芳在芬蘭會議上發言，對TD表示強有力的支持。
坦率地說，當時也不一定就用，只是表態而已。包括吳部長都有這樣的心態，我們提一個標準也可以啊。并沒有想到真正要它用。就大唐而言，一開始是走一步看一步，越往后走，越發現，已經上了船了，下不來了。
一步一步走過來，中國熬過來了。在國際會議上，聲音是比較齊的。
走到這一步，不但國外沒有想到，包括我們自己，包括香山會議時，都沒有想到會這樣。成功一步，對后期有一些鼓勵，到后來不走不行了，大唐幾乎每個月都要派人去參加國際會議，創新是一個大的工程。
能有這么一個機會不容易，對TD的支持，是其他創新活動的榜樣。外國人的觀點是我首先反對，反對不了就加入。對他們而言，不在乎標準是誰的，而看中的是市場。有一位外國人說：“我看你們政府的態度，好像TD不是你們的。”
我們只不過是用別人用過的辦法。現在有08年的限時所在，中國不可能不用歐洲和美國的標準，倒推，什么時候發3G的牌照？TD沒有時間了。從制造業的角度希望往后退，商用試驗，應該說可以達到商用了，今年可以發TD牌照了，發牌照不一定意味著馬上就成熟，不發，就沒有建網，這是促進的，發了牌照，會更快地促進。TD單靠大唐做，首先有TD成功，才能有大唐成功。發了，才能在TD上增加投入，給運營商信心。當然會給制造商一些壓力。
和WCDMA還差一年的時間？
運營商
所有的3G都有風險，2G剛上時怎么樣？也掉話。只是一種，沒有什么可抱怨的。現在，基本上都是和2G兼容的，打電話是可以的。必須在網絡中來完善。
2000-2002大唐最困難：
1、政府態度不明朗
2、孤軍奮戰，那時還沒有形成聯盟，很多人包括外商、國內企業非常不看好，大唐資金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穩定性就是一個問題。當時搞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前途，雖然基本通話有了，基站基本上用得是西門子，終端還沒有做。那時看上去，大唐除一個標準，幾個專利外，沒有什么。西門子在2002年左右，不再和大唐合作。西門子希望做TSM，大唐認為試驗可以，但運營商不愿意走這半步。李默芳的態度很明朗，有GPRS了，為什么還要上TSM？要做就做真正的國際標準，LCR。西門子想早進入市場。認為比較容易，從GSM轉過來，實際上，運營商并沒有那么積極。大唐雖然兩個做了，但重點還是在TSM。當時演示的都是基于TSM的設備。信產部規定，要按TDSCDMA測試。也曾經談過合資，愿意合作，做基站，認為TD能行，而且中國有大的市場。他認為大唐系統產業化的能力不好。我還和他們去談過。在大唐談的。西門子有顧慮，西門子當時通信集團遇到了一定困難，業績沒有那么好。所以想盡快加入市場。
大唐從終端、基站、芯片都自己做，這么大一攤子，想從股份公司拿到一些支持，有上海的、西安的、北京的，內部又亂，朋友又走了，政策又不支持。
我們和西門子談合資時，知道如果合資，大唐是拿不出錢來的。所以希望承認我們已有技術的價值，它總是壓低大唐所擁有的技術的價值。大唐當時希望控股，希望西門子的股權不要太多，不希望一上市，再攤薄時，仍有一個控制地位，西門子也希望控股。
現在看來，談不成是注定的。當時，還談到設備生產，國內以大唐為主，國外以西門子為主。各種方案都想過，但實際上，因為大唐沒有足夠的實力。另外，也是看不到政府的態度，不敢下注。所以后來和華為合資是一種可進可退的舉措。控股的。
華為并不是真心做TD，并沒有把研發投入都放在上面來。
中興是真心的，感到TD就是好，有優勢。
在看到我國在自主創新方面的成功范例的同時，需要正視我國在創新方面的差距。我國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全球500強研發支出占銷售額為5%~10%，中國500強為1.6%。我國輕工和紡織業是世界第一大國，但缺少自己品牌(以服裝為例有自己品牌的僅10%)；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術受控于人，2005年前十個月，我國電子百強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利潤率僅為1.8%，不及微軟、英特爾、三星公司水平的1/10；我國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三大國，但出口產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只占10%，出口產品利潤率低；我國是制造業第四大國，但重要的技術裝備和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我國還是資源消耗大國，但每萬美元GDP的綜合能耗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世界經濟論壇以宏觀經濟穩定性、誠信度、政府開支構成、合同與法律、反腐敗、信息技術應用、技術轉讓和創新共八項指標來綜合評價世界各國的增長競爭力，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排名遠低于其他指標，創新已成為制約我國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我國在創新方面的表現與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不相稱，究其原因除了全社會的科技投入偏低外，體制機制問題是關鍵，長期計劃經濟環境下養成不利于創新的企業架構及心態還沒有徹底改變，我們一些企業的負責人只關注在任期內的短期業績，缺乏長遠的創新戰略和決心，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社會的創新意識和信心不足，沒有形成全社會支持創新的氛圍。在自主創新方面有一些認識的誤區，例如將自主創新看成純粹是科技部門的事，或者將創新看作生產產品的企業的孤立行為，忽視或放棄了產業鏈的上下游及市場的作用。市場換不來國外的核心技術，但市場是培育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不可缺的資源，新產品不經過市場考驗不可能成熟。我國一些壟斷市場的部門或企業集團對國產設備特別是創新產品缺乏信心和熱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掌握的市場資源向國外產品傾斜，更有甚者按照“采用國外設備如果出了問題沒有責任，但采用國產設備則有責任”的邏輯，剝奪或限制了國內創新產品公平競爭的機會。我們偌大的市場不應只是他人的蛋糕，應當成為自主創新能力成長的土壤。企業應當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但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缺一不可，以市場為紐帶的產學研用結合和企業間的合作同樣重要。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科學和技術大會上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我們這一代人不論處在研究機構還是企業，不論是在生產、使用或政府部門，都應思考我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了什么。
中央將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戰略目標，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指明了方向并給出了措施，我國的產業發展已有相當的規模和經濟實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展示了巨大的市場并為自主創新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意識逐漸增強，我們有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隊伍，有了一批自主創新成功企業作為榜樣，在全社會的關注下，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一定會有大的提高，科技進步和創新必將成為在新世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
政府不用干涉，讓我們獨立選擇，技術中立，這像外國人說得話，自然，做為一個上市公司，需要考慮市場，效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讓你支持創新的技術，并不是讓你去虧損，而是考慮長遠的效益。中國的運營商能夠發展這么快，能用比國外少的投資建成全世界最大的網絡，其中得益于國產設備的崛起，使國外設備下降了，用原來買一線設備的成本買了十線。我們要看到，應用部門支持創新，不是政府故意塞一個爛蘋果給你，首先要端正一種認識：一是要看到責任。二是通過運營和制造部門的努力，是雙贏的，而不要認為只是盡義務。不僅僅是運營商，有很多，掌握應用權力的部門，把自己置于創新之外。
我們在說國產設備不好的時候，是否也要站在愛護的角度發現它的不足，提出更好的要求，技術上幫它找問題，幫助它改進，這比國家投多少錢更重要。
TD只有7%的專利。TD和另外兩種標準的區別是在接入這方面，包括網絡，包括終端，可能只有7%，在無線接口方面，我們是第一的，運營商不是不懂，而是不想用。你有100個專利，人家不用，等于0，關鍵是有繞不過去的專利，如果一個都沒有，拿什么去和人談，沒有籌碼。韓國的LG說，高通要和它收終端銷售額的20%。中國還需要這樣做嗎？運營商是不需要付專利費的，所以運營商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說一些簡單的風涼話，制造商付出的專利費，最后都會攤到用戶的頭上，難道運營商就沒有一點責任了嗎？一些國有企業尤其是負有壟斷市場責任的企業在這方面尤其負有責任。這個企業國家交給你管，不是你的，只有你關心企業的效益嗎？
70%都留到運營商那里了，30%分給外資了，這是國有資產流失。
有些很困難，沒有錢去協調，去扶持創新。企業拿到錢以后，不說是國家給的支持。
大唐的市場化能力較弱？很多運營商不買帳。
國家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TD不是大唐一家在做，市場化的程度不好，可以從合同上去要求，去完善，如果大唐沒有這個市場，它能變好嗎。其實，關鍵不是在這，如果TD出身在國外，運營商早就沒意見了。GSM是先入為主的，固網交換機起來，是因為那時運營商的采購權沒有上收，包括縣局都可以采購，縣局覺得沒多少錢，就買他吧。給我們從農村進入包圍城市的一個機會。后來，移動通信后來怎么不行？這種局面已經變了，采購逐漸集中了，國產設備已經進不來。3G如果不用國產設備，也沒機會了。
國家抓創新，這么重視TD，不是說國家這么重視大唐，而是因為這是我們創新過程中一個難得的亮點，而且一開始就是國際標準，燕不是國內要搞一個封閉的東西。而且基本上成為TDD唯一的一個國際標準，TD——CDMA基本上就不提了，TDD是移動通信必須要使用的一個模式。
因此，國家支持TD成為主角，而且現在上3G正好是一個機會，國家支持其他項目，都沒有TD有這么好的環境，這么大的市場，在優勢領域，在市場規模大的領域，必須堅持以我為主，集成創新。3G就是這么一個領域，為什么不能以我為主？
從技術角度而言，TD作為補充不是不可以，但現在談TD作為補充是另外一種心態。是為了作個樣子給國家看，還是成心去支持國產設備。
固定網運營商說現在的經營狀況并不是很好，上了TD會拖累了他們。會加劇現有電信市場格局的不平衡性。
第一，現在沒有說TD只給固定網運營商，不給移動運營商，二是認為TD就是一個爛蘋果，另外一種想法就是認為WCDMA就是一個香餑餑。給了我就能把業績帶起來，這是先入為主。拿到WCDMA就一定能有好的業績嗎？當然，如果上了TD，可能投資者不是很理解，這是情有可原的，他們認為TD不保險，WCDMA更成熟。股票是有反應的，會變的。短時間掉下去，還會起來的，還要看業務怎么樣。為了減輕運營商的擔心，國家在中長期規劃中也規定了一些首購的政策，首購風險的分擔，一定意義上，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在TD試用期，在稅收上給予優惠，在一定意義上，政府買單，減輕運營商的憂慮。在最難的時候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美國集成電路剛出來時，也沒有人用，后來政府100%采購，讓它度過了生產的最難的一段時期。
要承認TD比別人有差距，但不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很糟的東西，需要一個培育的過程，這個培育過程沒有運營商的介入是不可能完成的。早產兒大家都會很呵護，何況TD不是早產兒，只是沒有洋娃娃那么好看。
還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買了國外設備，出了問題，運營商沒有責任，買了國產設備，出了問題就有問題。在這點上，國資委要發揮他所管的這些企業發揮在自主創新方面的龍頭作用。
配套只是有其自己創新的投入，沒有其使用國產設備的使用的投入。我曾經想過，把運營商和制造商換個位置。
8%的增長不是運營商唯一的目標，我們都在提科學發展觀，正確的政績觀，不能只看銷售收入。
這些配套政策和起草時大大往后退了。很多政府部門有意見。
一個廳長說，我現在抓科技覺得真難，要讓我來選，不抓科技，抓修馬路，建廣場。
863通信主題專家組組長。做總結發言。我們做3G，集中了三代的專家，老的李進良、李世鶴，陳衛、徐廣涵。張平，尤肖虎、王京。
最初醞釀是在研究院，1995年做SCDMA，1997年，ITU叫未來公共陸地移動通信網，當時沒有用3G，也沒有用IMT2000這個詞。
當時在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前一階段主要是研討，863來組織，后來，由科技委來組織。
當時熊秉群當院長。鄔賀銓當總工。
當時徐廣涵比較積極，當時有些拿不準。郵電部和863主題決定開一個會研討一下。一開始什么想法都有，后來比較集中在TD-SCDMA上。嚴格講，應該是TDS-CDMA因為是在SCDMA的基礎上搞的，所以在前面加上了TD。那時還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東西。但是基本思路已經有了，認為TDD的模式是基本可以的，只不過當時有一個想法，智能天線能否寫在標準里？它只是一種技術。
智能天線能解決什么問題？無線通信和有線不同，發射時并不知道接收端在哪，因此發射時是比較廣泛的，也就意味著，你這個終端接收到信號的時候，別的終端也能收到，這就是一種干擾。反過來，你也能收到別人的無用的信號。另外，無線傳輸時，并不是簡單地走直線，遇到反射就會拐彎，避免不了多徑，多徑比較長，有的來得早，有的來得晚，互相之間就是干擾，這是無線通信很難避免的。用智能天線，發射時知道接收端在哪，憑什么知道呢，憑一個天線很難定位方位，但如果有幾根天線，天線的位置有一些差別，根據不同的天線收到的差別，一定位，就捕捉到了終端的位置，我就直接對著你發射，這樣，功率大大減少，別人不會受到干擾，另外，我既然知道你在哪里，就知道有多少徑，不同徑是不同延時，我把延時補償回來了，多徑的干擾就變成了同向疊加，干擾就大大抵消，由于這點，解決了抗干擾的能力，能在比較窄的頻譜里，不是太高的性M比，能支持多用戶。
能支持用戶越多，單位成本就低，就越有競爭力，頻譜利用率就高。
它是有先進性的，要想辦法把先進性發揮出來。
863那時喜歡在香山開會，叫頭腦風暴。
不僅僅是提出標準的單位，西門子當時在歐洲提TDD的標準，雖然列上了，但處于一種劣勢，所以一看，有人提TDD，很高興做仿真。只不過沒有用同步而已，西門子雖然自己提TDD，但一看TD——SCDMA比他好，就轉到這邊來了。
李默芳在芬蘭會議上發言，對TD表示強有力的支持。
坦率地說，當時也不一定就用，只是表態而已。包括吳部長都有這樣的心態，我們提一個標準也可以啊。并沒有想到真正要它用。就大唐而言，一開始是走一步看一步，越往后走，越發現，已經上了船了，下不來了。
一步一步走過來，中國熬過來了。在國際會議上，聲音是比較齊的。
走到這一步，不但國外沒有想到，包括我們自己，包括香山會議時，都沒有想到會這樣。成功一步，對后期有一些鼓勵，到后來不走不行了，大唐幾乎每個月都要派人去參加國際會議，創新是一個大的工程。
能有這么一個機會不容易，對TD的支持，是其他創新活動的榜樣。外國人的觀點是我首先反對，反對不了就加入。對他們而言，不在乎標準是誰的，而看中的是市場。有一位外國人說：“我看你們政府的態度，好像TD不是你們的。”
我們只不過是用別人用過的辦法。現在有08年的限時所在，中國不可能不用歐洲和美國的標準，倒推，什么時候發3G的牌照？TD沒有時間了。從制造業的角度希望往后退，商用試驗，應該說可以達到商用了，今年可以發TD牌照了，發牌照不一定意味著馬上就成熟，不發，就沒有建網，這是促進的，發了牌照，會更快地促進。TD單靠大唐做，首先有TD成功，才能有大唐成功。發了，才能在TD上增加投入，給運營商信心。當然會給制造商一些壓力。
和WCDMA還差一年的時間？
運營商
所有的3G都有風險，2G剛上時怎么樣？也掉話。只是一種，沒有什么可抱怨的。現在，基本上都是和2G兼容的，打電話是可以的。必須在網絡中來完善。
2000-2002大唐最困難：
1、政府態度不明朗
2、孤軍奮戰，那時還沒有形成聯盟，很多人包括外商、國內企業非常不看好，大唐資金比較緊張，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穩定性就是一個問題。當時搞的人也不容易看到前途，雖然基本通話有了，基站基本上用得是西門子，終端還沒有做。那時看上去，大唐除一個標準，幾個專利外，沒有什么。西門子在2002年左右，不再和大唐合作。西門子希望做TSM，大唐認為試驗可以，但運營商不愿意走這半步。李默芳的態度很明朗，有GPRS了，為什么還要上TSM？要做就做真正的國際標準，LCR。西門子想早進入市場。認為比較容易，從GSM轉過來，實際上，運營商并沒有那么積極。大唐雖然兩個做了，但重點還是在TSM。當時演示的都是基于TSM的設備。信產部規定，要按TDSCDMA測試。也曾經談過合資，愿意合作，做基站，認為TD能行，而且中國有大的市場。他認為大唐系統產業化的能力不好。我還和他們去談過。在大唐談的。西門子有顧慮，西門子當時通信集團遇到了一定困難，業績沒有那么好。所以想盡快加入市場。
大唐從終端、基站、芯片都自己做，這么大一攤子，想從股份公司拿到一些支持，有上海的、西安的、北京的，內部又亂，朋友又走了，政策又不支持。
我們和西門子談合資時，知道如果合資，大唐是拿不出錢來的。所以希望承認我們已有技術的價值，它總是壓低大唐所擁有的技術的價值。大唐當時希望控股，希望西門子的股權不要太多，不希望一上市，再攤薄時，仍有一個控制地位，西門子也希望控股。
現在看來，談不成是注定的。當時，還談到設備生產，國內以大唐為主，國外以西門子為主。各種方案都想過，但實際上，因為大唐沒有足夠的實力。另外，也是看不到政府的態度，不敢下注。所以后來和華為合資是一種可進可退的舉措。控股的。
華為并不是真心做TD，并沒有把研發投入都放在上面來。
中興是真心的，感到TD就是好，有優勢。
在看到我國在自主創新方面的成功范例的同時，需要正視我國在創新方面的差距。我國99%的企業沒有申請專利，60%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商標，全球500強研發支出占銷售額為5%~10%，中國500強為1.6%。我國輕工和紡織業是世界第一大國，但缺少自己品牌(以服裝為例有自己品牌的僅10%)；電子信息產業規模位居世界第二，但核心技術受控于人，2005年前十個月，我國電子百強企業平均營業收入利潤率僅為1.8%，不及微軟、英特爾、三星公司水平的1/10；我國是世界貨物貿易第三大國，但出口產品中自主品牌或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只占10%，出口產品利潤率低；我國是制造業第四大國，但重要的技術裝備和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我國還是資源消耗大國，但每萬美元GDP的綜合能耗為全球平均水平的1.8倍。世界經濟論壇以宏觀經濟穩定性、誠信度、政府開支構成、合同與法律、反腐敗、信息技術應用、技術轉讓和創新共八項指標來綜合評價世界各國的增長競爭力，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排名遠低于其他指標，創新已成為制約我國競爭力的主要因素。
我國在創新方面的表現與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不相稱，究其原因除了全社會的科技投入偏低外，體制機制問題是關鍵，長期計劃經濟環境下養成不利于創新的企業架構及心態還沒有徹底改變，我們一些企業的負責人只關注在任期內的短期業績，缺乏長遠的創新戰略和決心，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社會的創新意識和信心不足，沒有形成全社會支持創新的氛圍。在自主創新方面有一些認識的誤區，例如將自主創新看成純粹是科技部門的事，或者將創新看作生產產品的企業的孤立行為，忽視或放棄了產業鏈的上下游及市場的作用。市場換不來國外的核心技術，但市場是培育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不可缺的資源，新產品不經過市場考驗不可能成熟。我國一些壟斷市場的部門或企業集團對國產設備特別是創新產品缺乏信心和熱情，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其掌握的市場資源向國外產品傾斜，更有甚者按照“采用國外設備如果出了問題沒有責任，但采用國產設備則有責任”的邏輯，剝奪或限制了國內創新產品公平競爭的機會。我們偌大的市場不應只是他人的蛋糕，應當成為自主創新能力成長的土壤。企業應當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但政府的主導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缺一不可，以市場為紐帶的產學研用結合和企業間的合作同樣重要。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科學和技術大會上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我們這一代人不論處在研究機構還是企業，不論是在生產、使用或政府部門，都應思考我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了什么。
中央將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戰略目標，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指明了方向并給出了措施，我國的產業發展已有相當的規模和經濟實力，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展示了巨大的市場并為自主創新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意識逐漸增強，我們有較雄厚的科技力量和人才隊伍，有了一批自主創新成功企業作為榜樣，在全社會的關注下，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一定會有大的提高，科技進步和創新必將成為在新世紀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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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鏈接：鄔賀銓院士：TD不會拖累運營商 政府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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