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自己想多管，又嫌別人管太多。如果說中歐貿易摩擦在世界宏觀經濟下行之前主要發生在貨物貿易領域，那么如今已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和知識產權、投資領域。

    中歐工商峰會上，歐洲商會主席于爾根·圖曼向屬馬的總理送上了一個水晶制作的奔馬，并用德國口音的中文祝愿中歐未來合作“馬到成功”。然而，對于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等問題，中國努力了很多年，仍然沒有解決。而其后果之一，便是層出不窮的反傾銷、反補貼官司。

    根據歐盟最新發布的“雙反”統計數據，歐盟2012年前7個月共發起9項新的貿易調查（7項反傾銷，2項反補貼），其中針對中國的就有4項。另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今年１至７月，中國總體出口同比增長7.8%，而對歐盟出口卻下降3.6%。今年8月，中國對歐盟出口下降4.9%，出口大幅下滑致使中國和歐盟之間的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9%。

    歐盟是中國連續８年的最大貿易伙伴，進出口貿易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晴雨表，歐洲市場變臉折射出怎樣的經濟結構問題？出口放緩對于雙方會各自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市場陡然變臉

    9月6日上午11時，歐盟委員會總部突然召開新聞發布會，并謝絕所有影像錄制和新聞源引用。開場前一分鐘，工作人員還攔下了中國一家電視臺女記者架起的攝像機。歐盟在這一天宣布，將啟動對中國出口至歐盟光伏產品的反傾銷調查，范圍包括光伏板、光伏電池和其他光伏組件。由于涉案金額超過210億歐元，這項調查成為迄今為止全球單起涉案金額最高的貿易調查。那一天的發布會，世界頂級媒體悉數到場。

    歐盟反傾銷法規定，訴訟方年產量高于歐盟行業總量25%，方能啟動反傾銷調查程序。為此，歐洲光伏產業聯盟（EU Prosun）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聯合了分散在成員國的小企業，并對歐盟決策層開始游說。調查將持續15個月，但歐盟預計將在9個月后（2013年6月）作出初裁，屆時可能對中國產品征收臨時反傾銷稅。

    歐盟對中國光伏反傾銷調查、中國對歐盟紅酒雙反調查等等，只是中歐貿易的一個小切面。反傾銷或反補貼，對于中歐貿易關系來說，并非新鮮事物；一旦經濟不景氣，此類貿易摩擦便進入高發期，這幾成鐵律。筆者4月采訪到一位接近歐洲決策層的院外人士，他當時便透露歐盟可能對中國出口的貨物出組合拳。

    多家國際經濟組織對今年的宏觀經濟大勢并不看好，如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12年的全球經濟增長率為3.5%，而今年歐元區經濟將萎縮0.3%。自2009年10月歐債危機率先在希臘爆發以來，歐債已到3年關口。由于幾個著火點復燃，歐元區近期再度面臨考驗，如西班牙10月份將有近300億歐元的國債到期。雖然歐盟偶爾出臺一項政策給市場打打雞血，但是經濟增長前景暗淡、債務及赤字居高不下、歐元的機制性缺陷等危機的基本面并未獲根本改善。歐美等主要市場購買力疲軟，危機對外傳導，給中國經濟帶來外部挑戰，其影響已不是蝴蝶振翅能說盡，風力堪比鐵扇公主的芭蕉扇。

    美國版的歐洲？

    就在歐盟宣布對光伏產品動刀的同一天，其實還有一條爆炸性新聞。歐洲央行公布名為“直接貨幣交易計劃”的新國債購買計劃，宣布“無限制購買”成員國國債，并收回由此帶來的流動性，防止通脹。此前歐洲央行在是否承擔“最后借款人”的問題上一直忸忸怩怩，這一表態傳達出一個強烈信號：由于歐盟領略到了過度虛擬經濟對經濟基本面的凌厲攻勢，認識到資本市場的介入將風險日益商品化，故開始仿效1995年墨西哥危機和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政府干預行為。“歐盟總理”、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甚至更進一步，呼吁推動歐洲建立由成員國組成的聯邦制，集權治理，以打造“美國版的歐洲”。這就意味著，成員國需要讓渡更多的主權，需要在目前已經扯皮的《里斯本條約》之外簽訂更多的協議。

    歐盟其實已經著手經濟監管體系改革，“巨人之手”一方面更多介入金融市場，呼吁成立“歐洲銀行業聯盟”；另一方面在國際貿易領域伸展，對外統一行動。歐盟負責貿易事務的委員卡雷爾·德古特一直聲稱“中歐貿易存在嚴重不平衡現象，對世界經濟造成損害”，認為歐盟應更多干預，采取強硬立場。中歐貿易摩擦，如果說在世界宏觀經濟下行之前主要發生在貨物貿易領域，那么如今已擴展到服務貿易領域和知識產權、投資領域。

    然而頗有深意的是，歐盟認為非關稅壁壘，如資金、技術和環境標準是造成進出口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歐盟也將原因歸結于中國政府的“巨人之手”上。歐盟自己想多管，又嫌別人管太多。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能分辨刀前與刀后的水有什么不同嗎？寫于1549年的《論公共福利》中就有這樣的句子，“我們從外國人那里購買的不要多于我們賣給他們的，這樣會使我們貧窮而使他們富裕”。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就把重商主義者這種為了“貿易平衡”而鼓勵出口、阻止進口的做法諷刺為“兩架重型機器”。不想歐債危機又帶著這種復古思潮逆襲。

    分流與轉型

    中國與歐盟處于不同發展模式的不同階段，站在各地的立場，在洲際貿易中有不同的訴求并不奇怪。如果按照美國學者彭慕蘭的說法，中歐在公元1500年左右，曾經處于類似的歷史起跳點。他在《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從經濟史角度做了細致比對，發現16世紀初的英格蘭與中國的長江三角洲有驚人相似之處。隨著貿易量的增長與國際航運的擴張，從前孤立的地區和貿易被聯系起來。隨后兩個地區出現戲劇性的大分流，分別走上資本密集和勞動密集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北大西洋世界選擇了高消費、高能源利用、高勞動生產率的社會發展模式，而中國迅速增長的人口和對資源的需求則帶來勞動密集型的組織方式。正是西歐和東亞互補發展類型的結合，對世界GDP作出最大貢獻。

    對外貿易結構折射國際分工，也幫我們看清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分流之后的兩種經濟發展模式如今都在尋求轉型，爭相提高高附加值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在出口結構中的比例。如果說5個世紀前，中國向歐洲出口的主要是高附加值的丁香和上等香料，糖、茶和煙草等“小奢侈品”的話，如今中國對歐洲的出口產品結構則發生了很大改變。歐洲統計局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對歐洲出口產品中，出口量最大的依次為工業產品中的半工業制成品、辦公和通訊設備，電子和非電子能源設備，紡織品，服裝，個人和家居用品等。雖然機械和交通工具大類在海關報表上顯示比例最高，占49.1%，然而其中交通工具細項只占3.5%，經濟附加值較低的辦公及通訊設備則占出口總量的31.5%。目前，中國對歐洲的產品貿易是順差，而服務貿易則是逆差。

    另外，歐洲企業嫉妒中國同行從國有銀行獲得大量資金扶助，大呼不公平。歐洲企業申訴稱，中國通過“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促使產業迅速膨大，造成產能過剩，加上中國勞動力成本低，所以得以低成本大量出口”。打嘴仗不能解決問題，平心而論，相比國家直補，歐洲產業扶持的做法倒是科學巧妙得多。比如比利時法語區瓦隆大區自2005年起推出一款自己的“馬歇爾計劃”：通過政府主導力量調整經濟結構，對于那些應該扶持的產業，政府不是直接輸血，而是著力于能力建設，對行業中的人員進行培訓。這樣即使一家企業由于經營不善倒下，但人才仍能留在這個行業，貢獻于經濟發展。如果政府經常對投資者因盲目投資而造成的嚴重后果加以補償，那么投資者的這種行為將無法得以改善。

    中歐雙方合作深化的背后除了無數次的外交努力，一定還有競爭、磨合與角力。新興產業崛起，舊的衰落，集裝箱中的內容不斷變化，今天你愿不愿意從我這里買東西，并不是問題的關鍵，貿易的問題不在于貨物交換本身。如果能從中歐貿易的新趨勢中看出自身產業結構的問題，早下決心，則功力必不會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