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不完全是一個問題，它有積極的一面，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調整。”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昨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如是表示。

    苗圩還給出了一個度量標準：“我們的產能利用率低于75%或70%，這就值得警惕了，因為這樣會引發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甚至會引發系統性風險。”

    最近，曾經風光一時的無錫尚德進入破產程序，原因之一便是一擁而上盲目擴張產能，而且這種情況并非單獨出現在光伏產業，當前風電行業的產能過剩更是使得一些諸如華銳風電等在內的標桿企業遭受巨額虧損，其他諸如傳統鋼鐵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問題更是毋庸置疑。

  　但在昨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苗圩認為：“如果說適當的過剩，這是政府應該容忍，甚至應該樂見其成的事情。這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只有適度過剩才能有企業的競爭。”

    苗圩認為，產能過剩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改變了之前計劃經濟的產能短缺、商品短缺的情況”。

    在當天的會議上，苗圩提出從三個方面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分別是在規模效應明顯的行業提高產業集中度；鼓勵企業增加研發的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節能環保約束機制，淘汰落后產能。

    工信部長：中國手機過剩 很多人卻不睡覺買蘋果

    3月25日，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適當的產能過剩是政府應該容忍的，甚至應該樂見其成的事情，只有適度的過剩才能有企業的競爭。

    苗圩說，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時期，計劃經濟時期的一個特征是產能短缺、商品短缺，所以很多供應要憑著計劃來進行。從1992年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新體制以后，我們的商品豐富了，產能過剩了。所以，這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件壞事，只有適度的過剩才能有企業的競爭，如果都是短缺的話，那企業就沒有動力，我們一汽生產的解放牌卡車，大概連續30年沒有大的改動，仍然能賣得出去，這就是我們計劃經濟的一個現象。

    當然，產能嚴重過剩是值得警惕的，比如說我們的產能利用率低于75%或者是70%，這個就值得嚴重的警惕了，因為這樣會引發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甚至會引發系統性的風險，不同行業當然不同，當產能利用率低于某一個值的時候，這個我們就要值得警惕。

    如何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苗圩從三個方面給出的解釋：

    第一，在一些規模經濟效益比較明顯的產業，要大大的提高產業的集中度。

    第二，要鼓勵企業不斷的增加研發的投入，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這里面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全球的手機包括中國的手機，都是產能過剩的。但是恰恰蘋果的手機在全球、在中國受到很多年輕人的追捧，很多人不睡覺晚上要排隊買最新款的蘋果手機。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產品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仍然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同樣是在過剩的行業當中如何有一些產品，有一些服務，能夠更加符合客戶的需求，這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第三，要下決心加大節能環保這些指標的約束作用，下決心淘汰一批落后的產能，工業和信息化部這幾年一直在致力于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通過淘汰落后的生產能力，給先進的生產能力的發展騰出了市場的空間，也為節能環保作出了相應的貢獻，當然我們還在繼續做這個事情。

    總而言之，產能過剩不完全是一個問題，有它積極的一面，當然產能嚴重過剩我們需要密切的關注，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調整。

    苗圩：中國在反思監管體系 將把審批權更多的交給市場

    3月25日，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在談到監管體系時表示，中國現階段正在反思，將逐步下方一切審批，把這些職能更多的交給市場、交給地方政府。

    提問：我想評論一下，我們需要把不同的產業進行區分很重要，我想用加拿大舉個例子，一個好例子，他在和美國的貿易過程當中，他完全接受了這樣的一個概念，那就是汽車(行情 專區)公司。不一定要完全由加拿大人做汽車生產，所以說汽車的來源基本都是在美國生產，但是在汽車運輸方面他們還是完全由加拿大公司占主導的機會。所以說對于汽車貿易他們持開放態度，但是汽車運輸還是國內主導。然后在銀行(行情 專區)業方面，他和美國相比更多的是多寡頭競爭的局面，就是市場參與者并不是特別多，但是如果是完全自由準入的市場態勢，那么同樣也會帶來一些可能的負面效應，監管者有時候就很難對全球體系變化作出及時的反應。所以說在加拿大他們可能在金融體系方面，也是采取了選擇性的準入措施。所以我想在中國同樣的重點是建立區別對待的監管體系。  

    提問：我想祝賀保羅·羅默教授，你的非常好的建議，但是我確實有個問題，那就是讓監管者完全自己決定該怎么做，實際上在很多國家來說，有些國家的官僚機構被給了完全的權利做決定之后，有些時候就會受到不同的個人或者產業過分的影響，甚至會辦法一些腐敗或者內幕的事情。所以說我想對于這個問題你們有什么其他的或選項。同時我想問苗部長，您對監管的角色怎么看，尤其是建立在公平的競爭環境和開放的領域。

    保羅·羅默：你講這個問題很重要，實際上我并沒有說監管者應該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我想他們至少應該有一定的靈活度。那么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央銀行，中央銀行有很大程度的裁量權對他日常的工作自行決定，但是他們仍然有一個基本的授權在這個框架進行運行，在這個過程當中他還要確保他完全的獨立性，同時他還有一些專門的獨立委員會對單一的事件進行充分獨立的調查和跟蹤。我不認為美國國會在所謂尋求事實證據方面做的很好，但是確實需要這樣的機構。

    苗圩：對于中國的監管來說我們現在也在反思，最好的回答實際上在我們論壇開幕時，張高麗副總理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講，他講到下放一切審批，把這些職能更多的交給市場、交給地方政府。現在我們國務院的各個部門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應該是把更多的監管，從事前的監管向事后的監管轉變，變重審批而重運營。在運營過程當中，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保護企業的公平競爭，包括保護知識產權，打擊這些假冒、仿造這些產品，同時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為企業的發展，為公民的發展提供一切必要的公共服務，在這方面實際上我們一方面有過去管的過多、管的過細，本來就不該管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沒有管好，還需要繼續努力加大力度，所以加強監管是政府的一個責任，但是監管的方向、監管的手段要隨著發展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調整。

    工信部長苗圩：將通過政策調節 縮小職業間收入差距

    3月25日，工信部部長苗圩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我國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任務還十分艱巨，當前產業結構不合理、科技創新能力不強、核心技術缺乏等矛盾和問題仍然比較突出。

    苗圩稱，當前要努力營造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完善鼓勵支持實體經濟，特別是工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通過政策的調節，縮小行業之間、職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創造實體經濟的收益率與虛擬經濟大致相當的一個條件。增強社會資本投資實業的吸引力和信心，引導社會資金更多投向實體經濟。 ▇